《至圣先师孔子刊定世家》冯烶自序

圣师刋定世家自序：

夫孔子世家自迁史发例，王文公驳之，朱文公删之。近邓元鍚氏改爲表，顷郭靑螺氏复爲世家，不啻备矣。而复刊定何居？如以世家云耳，则岂直子长以来作者大备？卽阙里新旧志更奚不足，而复事刋定为？顾孟子不云乎：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术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则所谓世家者，非谓其传系之远也，世其学之谓也。

迩来经生学士，厌薄伦常，兢擅坛玷，日奇月异，往而不返。盖自万镒九千称量尧舜夫子者出，不独操戈考亭，业巳凭陵曲阜，而滥觞于今，则显据葱岭，明树菩提。至所谓焚书藏书者，公然祝发披缁，更且呵佛骂祖。始则髙语玄虚，而曲诋物理为义外，究且放情恣肆，而觧脱名法为滑稽。敝斯极矣！

夫说天莫办于易，而下经卦首于咸。所谓无心之感准耶？世所艶称不识不知、无思无为者，岂踰此耶？然夫子于下系首论咸九四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又曰：“天下何思何虑，以究于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信，而要于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终之。”过此以往，未之或叁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则咸无心者，果且窈㝠昏默也与哉？“何思何虑”者，本体也；“天下何思何虑”者，归之同而致之一也。而不能不涂之殊，虑之百也。且不从殊涂以来，则何以归于同？而不极百虑以思，则无以致于一。惟殊涂以同归，百虑以致一，而天下之何思何虑者乃可见也。

故说卦传首童推本圣王之作易，必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道行道也，自皇极门以达九涂，卽千蹊万径，返之仍归于一。而自封一隅者，则畔也，非道也。理木理也，由大根头以分枝榦，卽百茎千条，拆之皆循其绪而横据。方者则瘿也，非理也。故欲和顺于道德者，必随条分理，各得其宜，而要在穷理。始盖天地之化育，所谓命也。散见于物理之义，而统会于吾性之神。义不精则不能入神，理不穷则不能尽性。性能精义以入神，穷理以尽性，而天命化育之本原，自可驯至而优入矣。至此则非思虑所能得，而亦无待于思虑而得之。其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见不可思也，又曰以至于命，见不可勉也。故曰化不可为也，莫之致而致者命。

山然则舎精义穷理，以言神言性，而求之于何思虑者，皆自封其神性而未尝见吾性之神。本无内外精粗巨细，而一以贯之者也。盖孔子答问仁，问为仁者七，论仁者三十二。答问孝者四，答君子者三，谕君子子者三十九，论君子小人者一十三。答人人殊，语种种别，何尝管归一路。究极性天，而深体而嘿会之，则举七与四与三若三十二舆三十九与一十三者，末尝不可㑹而一也。此之谓同归殊涂，亠致百虑，而乃所以为何思虑。而今之必欲管归一路者，则浮慕何思虑而失之矣。且夫管归一路者，岂不借口一贯哉？乃及门三千，速肖七十，不皆以一贯授也。惟参唯之而赐疑信叅焉，然参觧于后曰忠恕，而赐疑于前白学识，又未尝不分知行而二之也。惟其未尝不二，乃所以不害于一也。而拘拘管归一路者，则便是温公焉中字缚着矣。天下岂有不窥天载，不穷物则，而空抱一点灵明，以自信者哉？

子之刊定世家言乩，未尝敢轻言性与天道之不可闻，与罕言无言之旨，而第有世家外差次历代褒尊录后菜奠从祀与传经嗀科之彛典，抑谓此特孔子家世也，其于天下国家身心意知之详，俱朱暇及也。然而有一事则必有一事之源委，起一义则必有一义之指归。是故于褒尊示髙山之仰，于录后昭流泽之长，于菜奠见礼制之祥，于从祀定功德之凖，于传经遡诵法之自，于设科预经济之基。诸士子有不以明经自命以科目起家，有不游圣门以发轫，覩庙貌以作肃者乎？试就此体认，就此扩充，则知天下物理，原原本本，未易卤莽灭裂，而一切糟柏注脚之矣。然则学者将安所寘力乎？曰：反经而巳矣。经者常也，常则无可喜而不可易也。如布帛之有尺幅也，有端委以持其经，卽欲以意增损之而不可得也。是故天经列宿，则七曜纬焉；地经南圵，则东西纬焉；圣经六籍，则四书纬焉。夫日月经天，不言经者，谓其晦明之代谢也；东西络地，不言经者，谓其日月之所域也；四书阶梯六籍，不言经者，谓其非开物成务之典也。乃程子以《春秋》爲五经案断，则经易、书、诗、礼乐，而纬《春秋》；天邵子以易、书、诗、《春秋》爲四府，则经易、书、诗、《春秋》，而纬礼乐矣。夫均之六经也，而程邵尚欲于经中寻纬，则何怪后世之厌常离经也哉？

适得陶石篑丈歇菴集有一书曰《儒者之辟佛》，久矣！最浅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旣昌言辟之矣。卽瓮深如阳明、龙溪之流，恐人之议其禅也，而亦辟之，又何怪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后许其辟何者？以其名叛而实近也；如阳明、龙溪而后许其辟何者？以其阳抑而隂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董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明道虽真辟佛，而儒者之学亦因此一变，其门人亦遂归于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于佛者乎？异哉夫！皆因良知二字诱今之学佛者，此是阳明公案。若以明道有功于佛，何其怪哉！程叔子以学者流于夷狄爲惧，而陶丈顾以儒之一变而归于佛爲程伯子功，则好异之流祸可畏也。因思巳酉科塲功令蜓特深严，佛老之辟，故是科京省程录皆无敢道笠干一字，爲吾道盛事。袁六休丈主考陜西，录甚纯正，意殊重之，以爲谭禅者善变乃尔。而入闽来，闻更有副录，盖因呈录束于功令，遂别发夙尚以识所得。而陶、袁二集中书牍，固多证禅语。夫寛之则窜二氏干录中，而严之则副禅门于录外，世教凌夷一至于此，尚可问哉！此圣师世家不得巳而刋定也。观者谅之。

旹，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岁十月，颁历朔，福建㮛刑按察司副使奉勑，提督学校前勑谕贴堂，分理军务，浙慈后学冯烶顿首谨识。

圣师刋定世家自序：

关于孔子世家的记载，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创立这一体例后，王安石曾加以驳斥，朱熹曾加以删节。近来邓元鍚氏改为表，不久前郭靑螺氏又恢复为世家，这些记载难道还不够完备吗？而又要重新刊定它，究竟为了什么？如果以为世家仅仅是指称而言，那么难道自从司马迁以来的著作难道还不够完备吗？即使孔庙新旧志书更有什么不足之处，又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刊定呢？不过，孟子不曾经说过吗：所谓故国，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要有世袭的大臣。那么所谓世家，并不是说它的世系传承久远，而是说它世代相传的学问啊。

近来，读书人和学者，鄙视轻薄纲常名教，竞相侵犯它的尊严，一天比一天新奇，一直这样而不回头。大概从那个自称具有万镒九千才能，称量尧舜、孔子的人出现以后，他不仅攻击考亭学派，实际上已经侵犯到曲阜，而滥觞于今天，则是公然占据葱岭，公开宣扬佛教。至于那些所谓焚烧书籍、收藏书籍的人，公然剃发穿僧衣，甚至呵佛骂祖。起初他们只是高谈玄虚，而曲解事物的道理，认为仁义是外在的东西；最终他们便放纵情欲，恣意妄为，而解脱名教束缚，成为玩世不恭的滑稽人物。弊端至此已经极点了！

大凡谈论天道，没有比《周易》更精妙的，而《周易》六十四卦以下经首先论述的就是咸卦。这难道就是所说的无心之感而相应吗？世人所称颂的那种不知不觉、无思无为的境界，难道会超过这种境界吗？然而孔子在《系辞下传》之首论述咸卦九四爻辞说：“天下人何思何虑？天下人同归而道路不同，一致而百虑。”又说：“天下人何思何虑，考察其日月寒暑的往来、尺蠖龙蛇的屈伸，目的在于精通义理，进入神奇境界，以致于利用这些精义来安顿自身，祟尚道德而结束这一切。”超过这个境界再向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穷究事物的神妙变化，这是德的最高境界。那么，咸卦所说的无心之感，难道果真窈冥幽暗、昏昧沉默吗？“何思何虑”是说的本体，“天下何思何虑”是说归于同一致于一。然而不能没有不同的道路，不能没有百种思虑。况且，不从不同的道路而来，又怎么能归于同？不极尽百种思虑，又怎么能达到一致。只有从不同的道路同归于一，从百种思虑达到一致，天下人的何思何虑的境界才能显示出来。

因此，《说卦传》一开始，童蒙就推本圣王创作《易经》的动机，必定是希望人们的行为每天都能和顺于道德而合于义理，穷究事物的原理，竭尽人的本性，以至于达到命的境界。所谓道，就是行其道，从皇极门通达九种道路，即使千差万别，返归到一点上仍归于一致。而只固守在一个角落里的，就是邪道，不是真正的道。所谓理，就是木的纹理，由大树的根干而分枝，即使百茎千条，剖析开来都顺着它的条理而横据。方形的树瘤就不是纹理，不是真正的理。因此，要想和顺于道德，必须随着条理去分析，各得其所宜，而关键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事物的原理，开始是天地化育万物，这就是所谓的命。这些原理分散体现在物理中，而统合会聚于人的本性。义理不精确就不能深入事物的本性，事物原理不穷究就不能竭尽人的本性。人的本性能够精确义理而深入事物的本性，穷究原理而竭尽人的本性，那么天命化育万物的本原，自然就可以逐步达到而深入其中了。到了这种境界，就不是思考所能得到的，而也没有必要思考就能得到。说到超越这个境界，人们还未曾知道。看到这种境界不能思考，又说至于命，看到这种境界不能勉强。所以说，化育万物的过程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没有谁使它这样而它却自然如此，这就是命。

然而，舍弃精确义理、穷究原理，而谈论神性、人性，并寻求于思考，都是自我封闭其神性、人性而未曾看到人的本性的神妙。人的本性本来没有内外、精粗、巨细的区别，而贯通于这些方面。大概孔子回答有关仁的问题，问仁的有七处，谈论仁的有三十二处。回答有关孝的问题有四处，回答有关君子的问题有三处，告诉君子子道理的有三十九处，谈论君子和小人的有十三处。回答每个人各不相同，语言种种不同，何尝不归结到一条路上。深究本性的天理，而深入体会并默然领会它，那么，举出七与四与三以及三十二与三十九与十三，未尝不可以会通而归于一致。这就叫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而这才叫真正的思考。而现在一定要归结到一条路上的人，那是浮慕虚名而失去了真正的思考。而且，一定要归结到一条路上的人，难道不借口一贯吗？然而，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人，孔子并没有都用一贯之道来传授他们。只有曾参领悟了并有所发挥，而赐则还存有疑惑。然而，曾参在孔子去世后才说忠恕，而赐在孔子生前就直言学识，又未尝不分别知与行而认为它们是有区别的。正因为未尝认为知与行有区别，所以不妨害于一贯之道。而拘泥于一定要归结到一条路上的人，那就像温公一样被“中”字束缚住了。天下难道有不窥察天道，不穷究事物的原理，而空抱一点灵明来自我夸耀的人吗？

我校正了有关占卜、算命的书籍，却不敢轻易谈论性与天道这类不可听闻的道理，以及孔子很少谈论的“无言”的宗旨，而只是按照孔子家族世代的次序，分门别类地记载历代对孔子的褒奖、尊崇、记录孔子身后事迹、祭祀孔子、配享孔子的从祀，以及传授孔子经学的弟子等事迹，你大概认为这仅仅是孔子家族的事情，对天下国家以及个人的身心意识等方面的详尽阐述，都无暇顾及。然而，有一件事情就必定有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阐发一个道理就必定有一个道理的归宿。因此，通过褒奖、尊崇来显示对孔子的高山仰止之情，通过记录孔子身后事迹来表明孔子的恩泽流长，通过祭祀孔子来体现礼制的完备，通过配享孔子的从祀来确定功德的标准，通过传授孔子的经学来追溯师承关系，通过设立科举考试来预作经世济民的基础。那些读书人，有不以精通经学为己任、不通过科举考试起家，有不通过孔子之门来开始自己的学业，看到孔子的庙貌就肃然起敬的吗？试着就此体会领悟，就此扩充发挥，那么就可以知道天下的万事万物，原本都是有本有末、有条有理的，不能轻率地加以割裂，随意地加以注解。那么，学者又将在什么地方用力呢？回答是：回到经书上来吧。经书所阐述的是常理，常理就是不可改变、不可违背的。就像布帛有一定的尺度一样，有了经线来维持布帛的尺度，就想要随意增加或减少布帛的长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天体运行有一定的轨道，日月星辰就围绕这个轨道而运行；地理方位有一定的准则，东西南北就围绕这个准则而确定；圣人的经典有六经，四书就围绕六经而展开。《易经》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日月运行于天空，并不说它们是经，是因为日月有明暗的变化；东西南北分布在大地上，并不说它们是经，是因为日月星辰都在一定的区域内出没；四书作为阶梯引导人们学习六经，并不说它们是经，是因为它们不是开物成务的经典。程颢却把《春秋》作为五经的主干，认为经是《易》、《书》、《诗》、《礼》、《乐》，而《春秋》是纬；邵雍把《易》、《书》、《诗》、《春秋》作为四府，认为经是《易》、《书》、《诗》、《春秋》，而《礼》、《乐》是纬。无论是将六经都视为经，还是程颢、邵雍在经中寻找纬，又怎么能责怪后世的学者厌恶常规、背离经书呢？

我恰好得到陶石篑先生的《歇庵集》，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儒者之辟佛》，已经很久了！最浅陋的如韩愈，深沉的如程颢，都已经公开声言辟佛了。即使像王阳明、王龙溪这样深不可测的人，恐怕别人会非议他们与禅学有瓜葛，于是也辟佛，更何况现在的俗人呢！然而，为什么一定要像程颢那样的人才允许他辟佛呢？这是因为他的名义上虽然背叛了佛，实际上却与它相近；为什么一定要像王阳明、王龙溪那样的人才允许他辟佛呢？这是因为他们表面上抑制了佛学，实际上却扶持了它。假使王阳明不公开声言辟佛，那么儒生们就绝对不会有佛的种子了。现在学佛的人，都是被“良知”二字引诱的。程颢虽然真正辟佛，但儒学也因此一变，他的学生也最终归向佛学了。这两位先生，难道真是对佛学有功吗？真是奇怪啊！都是被“良知”二字引诱去学佛的，这是王阳明的公案。如果说程颢对佛学有功，那可就太奇怪了！程叔子担心学者流入夷狄，而陶先生却认为儒学一变而归于佛学是程伯子的功劳，那么喜好异端之流的祸患真可畏惧啊。因此，我想到己酉科考场的功令特别严厉，严禁涉及佛老，所以这一科京城和各省的试卷都没有敢提到“禅”字的，这真是我们儒家学说的盛事。袁六休先生主持陕西乡试，录取的试卷非常纯正，我对此非常看重，认为谈禅的人竟能如此改变。然而，我来到福建后，听说还有副卷，这是因为呈送的试卷受到功令的约束，于是另外抒发自己的向来志向来认识所得。而陶、袁两人的集子中书信，固然多引证禅语。如果对它放宽一些，就可以让佛老二氏窜入试卷中，如果对它严格一些，就可以把禅学排斥在试卷之外，世俗教化败坏到这种地步，难道还可以问吗？这是《圣师世家》不得已而刊定的原因。读者应该谅解这一点。

时，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岁十月，颁历朔，福建㮛刑按察司副使奉勑，提督学校前勑谕贴堂，分理军务，浙慈后学冯烶顿首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