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 天保04年 昌平坂学问所收藏

《天子之义》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防。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埶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

      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

      大防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

      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

      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天子之义》，是《司马法》探讨“军事伦理与治国教化” 的核心篇章。它以 “义” 为纲领，系统阐述了天子与士庶的行为准则、军政教化的边界、历代军事思想的演变，以及赏罚、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核，展现了先秦 “兵政合一”“文武相济” 的治理智慧。

一、核心思想：“义” 为根本，“教” 为前提，“分” 为关键

      全文以“义” 为逻辑起点 —— 天子之 “义” 是效法天地、传承圣道，士庶之 “义” 是顺从亲长、服从君命。而 “教” 是实现 “义” 的核心手段：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军事行动，必须先通过教化确立伦理规范，再谈用兵。同时，强调 “国容”（国家礼仪教化）与 “军容”（军队纪律威严）的界限，二者不可混淆，体现 “文武分治却互补” 的治理逻辑。

二、深度解读

1. “义” 的层级与教化的前提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义” 的等级性：

      天子的“义” 是最高准则，需 “取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观于先圣”（传承圣王之道），体现 “王权天授” 与 “历史合法性”；士庶的 “义” 是基础伦理，需 “奉父母”（孝）、“正君长”（忠），形成 “家国同构” 的秩序。

      这种层级性不是压迫，而是“各安其分” 的治理智慧 —— 天子以天道圣道为责任，士庶以孝忠为本分，上下有序才能凝聚力量。

      教化是用兵的前提：

      “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直指核心：军队的战斗力不仅来自勇力，更来自教化形成的凝聚力。若士兵不知 “义”、不明 “礼”，则进退无序、上下离心，虽勇必败。这与《孙子兵法》“令民与上同意” 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是更强调 “教” 的基础性。

2. 教化的核心：建立 “四不” 伦理，实现 “意和”

      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四不” 伦理的具体内涵：

      贵贱不相陵：明确等级秩序（非特权，而是责任分工），避免上位欺凌下位、下位僭越上位；

      德义不相逾：以道德正义为底线，任何人不可突破（如臣不弑君、子不逆父）；

      材技不相掩：有才能者不压制他人，他人也不嫉妒，各展其长；

      勇力不相犯：勇武之人不恃强凌弱，弱者也不挑衅，以礼相待。

      教化的目标：“方同而意和”：

      “方同” 指行为规范一致，“意和” 指内心认同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强制服从，而是通过伦理共识形成的 “自发有序”—— 国家如此则稳定，军队如此则善战。比如，军队中若勇力不相犯，则不会因私斗内耗；材技不相掩，则能协同作战，这正是 “教” 对军事的直接价值。

3. 国与军的界限：“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

      这是全文最具创见的观点之一，区分了“治国” 与 “治军” 的本质差异：

      国容（国家礼仪）：核心是“文” 与 “和”，表现为 “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 强调谦让、含蓄、以德服人，目的是维系社会伦理。

      军容（军队纪律）：核心是“武” 与 “果”，表现为 “抗而立（刚毅站立），在行逐而果（行动果断），介者不拜（穿铠甲者不行跪拜礼，因不便且延误战机），兵车不式（兵车上不俯身行礼），城上不趋（城防时不慌张奔跑），危事不齿（危急时不计较等级）”—— 强调效率、服从、以威立序，目的是确保战斗力。

      混淆的危害：

      若“军容入国”（用军队的威严治理百姓），则民众会因恐惧而丧失伦理自觉（“民德废”），沦为唯利是图的工具；

      若“国容入军”（用谦让礼仪治军），则军队会因散漫而丧失战斗力（“民德弱”），临阵必败（如宋襄公 “不鼓不成列” 的惨败，正是 “国容入军” 的教训）。

      辩证关系：“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国容与军容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礼（国容）是内在伦理，法（军容）是外在约束；文是根基，武是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4. 历代军事思想的演变：从 “德” 到 “力” 的渐变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这部分通过“誓师时间” 和 “用兵理念” 的变化，梳理了三代军事思想的演进：

      有虞氏（舜）：“戒于国中”（战前在都城告诫），核心是 “体其命”（让民众理解战争的意义），靠 “德” 凝聚共识，无需武力威胁；

      夏后氏（禹）：“誓于军中”（在军营誓师），核心是 “先成其虑”（让士兵提前明确战略），仍以 “德” 为本，“未用兵之刃”（武器仅为威慑，不轻易使用）；

      殷（商）：“誓于军门之外”（在军营外誓师），核心是 “先意以待事”（让士兵主动准备），开始 “用兵之刃”，以 “义” 为旗帜（讨伐不义）；

      周：“交刃而誓之”（临战前誓师），核心是 “致民志”（激发斗志），“尽用兵之刃”，开始强调 “力”（战斗力）的重要性。

      这种演变不是“退步”，而是适应社会复杂化的必然：随着部落冲突加剧、国家规模扩大，仅靠 “德” 已难统一意志，需结合 “义”（正义性）与 “力”（战斗力），但《司马法》始终认为 “德” 是根本 —— 即使周用 “力”，也需以 “义” 为前提（如武王伐纣以 “殷有重罪” 为名义）。

5. 军事器物的象征：从 “工具” 到 “理念载体”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埶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

      这里的“兵械、戎车、旂、章”（旗帜、徽章）不仅是军事工具，更是时代理念的外化：

      兵械：长兵（戈矛）用于防御，短兵（刀剑）用于近战，长度、重量需适中（“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体现 “实用为本” 的军事理性；

      戎车：夏之“钩车” 重 “正”（端正、稳定），殷之 “寅车” 重 “疾”（快速），周之 “元戎” 重 “良”（精良），反映作战需求从 “稳” 到 “快” 再到 “精” 的升级；

      旂（旗帜）：夏用黑旗（玄首）象征“人之埶”（以人为本），殷用白旗象征 “天之义”（天命正义），周用黄旗象征 “地之道”（顺应地利），体现对战争合法性的不同论证；

      章（徽章）：夏用日月（尚明，光明正大），殷用虎（尚威，威慑敌人），周用龙（尚文，文武兼备），反映从“德治” 到 “威治” 再到 “文治” 的价值取向。

      这些器物的演变，本质是军事思想从“朴素伦理” 到 “系统战略” 的深化。

6. 赏罚制度：从 “不赏不罚” 到 “赏罚并用” 的德治衰退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

      赏罚的本质是“德治” 的补充：

      理想状态是“赏无所生，罚无所试”—— 民众因内化道德而自觉行善，无需外在激励或惩戒。有虞氏达到这一境界（“不赏不罚而民可用”），是 “至德”；夏代需 “赏”（激励善）但无需 “罚”，是 “至教”；殷代需 “罚”（威慑恶）但无需 “赏”，是 “至威”；周代则 “赏罚并用”，说明 “德” 已衰退，不得不靠外在手段约束。

      赏罚的原则：即时性：

      “赏不逾时”（奖赏不拖延），让民众快速感受到行善的好处；“罚不迁列”（惩罚不离开队列，即当场执行），让民众立刻看到作恶的代价。这种即时性不是 “功利”，而是通过明确 “利害” 强化道德认知，最终实现 “不待赏罚而自善”。

7. 更高层次的教化：“不伐善”“分恶” 与 “恤民”

      大防不赏，上下皆不伐善…… 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这是超越“赏罚” 的高级治理智慧：

      大防不赏（重大成功不奖赏）：引导“上下皆不伐善”—— 上位者不居功自傲，下位者不争夺功劳，形成谦让之风（“让之至也”），避免因功生乱；

      大败不诛（重大失败不诛杀）：引导“上下皆以不善在己”—— 上位者反思决策失误，下位者检讨执行不足，各自承担责任（“分恶”），避免相互推诿，凝聚纠错之力；

      戍兵三年不典（士兵服役三年即轮换）：体恤民众劳役之苦，体现“上下相报”（君主体恤百姓，百姓回报忠诚），是 “和之至也”；

      恺歌与灵台：胜利则唱恺歌（庆功但不炫耀），战后建灵台（止息兵戈，休养民生），明确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休民”，而非掠夺或霸权。

      这些思想直指“军事伦理的终点是爱民”：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核心都是让民众安身、安心，这与《司马法》“以仁为本” 的总纲完全呼应。